宗教与祭祀·儒学体系的祭祀礼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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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地君亲师—宗教与祭祀·儒学体系的祭祀礼制·其他祭祀

(1)先代帝王功臣之祀。《礼记·祭法》说： “法施于民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灾则祀之，能捍大患则祀之。”就是说凡有功于国于民的先代帝王都应受到祭祀。《祭法》又举例说像帝喾、尧、舜、禹、黄帝、颛顼、契、冥、汤、文王、武王这样一些“有功烈于民者”，都应列入先代帝王的祀典。秦汉以前，对先代帝王的祭祀，主要是祭古圣王与英雄祖先，汉以后受祭的先代帝王则越来越多。功臣祭祀在商代就已有之。《尚书·盘庚》引商王盘庚对大臣说：“兹予大享于先王、尔祖其从与享之。”《尚书·伊训》载“伊尹祠于先王。”伊尹是汤的贤臣，甲骨卜辞中屡见祭伊尹的内容。《周礼·司勋》说：“凡有功者，祭于大烝，司勋诰之。”这是说，功臣祭祀一般是将功臣神主配祭于先王宗庙，由司勋作祭辞告神。周代最著名的功臣是吕尚，不仅大享配祭先王，而且还封为齐国国君，齐人称之为“太公”。

陕西黄陵县黄帝陵

秦始皇巡游天下时，曾祭祀(包括望祀)先代帝王，后来历代帝王出巡，也仿效秦始皇的方法祭祀先王。同时，秦在雍城还有“九臣”、“十四臣”庙。(《史记·封禅书》)自汉代起，开始为历代先王立祠祭祀。汉初大封功臣，也有祭功臣于庙的制度，还修建麒麟阁，内画大功臣的肖像。隋代在京城立三皇五帝庙，另立庙祭祀三皇以前的帝王，并且在先王遗迹处分别立祠。唐以后为历代开国皇帝和辅佐大臣立庙，宋代又增加对历代中兴之帝和守成之帝的祭祀。明太祖在京城总立历代帝王庙，明世宗嘉靖年间，在北京阜成门内建历代帝王庙，祭祀先王三十六帝，并以历朝名臣配祭，于每年春秋二季仲春致祭。清代沿用此庙，并袭用明制。后来康熙帝说：“凡为天下主，除亡国及无道被杀，悉当庙祀。”(《清史稿·礼三》)于是增祀先代帝王一百四十三人，配祀功臣四十一人，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需要。

汉高祀鲁

(2)圣贤之祀。圣贤崇拜源于远古的英雄崇拜。“圣贤”是古人的提法，这里指为国家、为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，或在思想文化、科学技术等方面作出卓越贡献，从而长久地受到全民族崇拜和敬仰的人，如孔子、关公(关羽)等。在圣贤崇拜中，最典型、最持久普遍的是祭拜孔子。孔子生前并不得意，死后才逐渐受到尊崇。汉高祖刘邦过鲁开始了中国的祭孔活动，但还只是一般的礼节，直到汉平帝才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。以后历代陆续在全国各地修建孔子庙，尊孔子为先圣先师。从学校到社会都普遍祭祀孔子、孔子弟子及历代大儒(后代还尊孔子弟子颜回为复圣、曾参为宗圣、子思为述圣，孔学继承者孟子为亚圣)。南北朝时的太学和各地郡学还立有孔子、颜回庙。唐宋以后，孔子被不断加封，称为“文宣王”、“至圣先师”、“万世师表”等。祭礼的规格由小祀、中祀到大祀，直至用天子的礼乐来尊崇，祭祀典礼极为隆重。曲阜孔庙的规模也不断扩大，至今成为中国最大的宗庙建筑群。

周代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，据《礼记· 文王世子》所载，有“释奠”、“释币(帛)”、“释菜”三项。所谓“释奠”，是设荐馔酌而祭，有音乐而无尸。“释币”是以帛奠享。“释菜”是以菜蔬设祭。这是始立学堂或开学之后学生入学的礼仪。唐宋以后一般只用“释奠”礼，每年春秋二仲月行此礼，仪式则日趋繁琐。至清代，以北京国子监为太学，立孔庙，祭孔为大祀、奠帛、读祝文、三献奠爵，行三跪九拜之礼。雍正四年，又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，举国斋戒一日。在孔子故里(曲阜阙里)，春秋祭祀的礼仪与北京太学相同。自周人为文王武王立文庙武庙后，历代祀典都立文武二庙，各州县也都有文武二庙。文庙祀孔子，武庙祀关公，至今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文庙和关帝庙的遗址。历代的祭孔活动，到后来只有纪念意义。而失去了宗教意义。孔子始终保持着大德先师的形象，祭孔的纪念意义超过对偶像的顶礼膜拜。

(3)祭先农、先蚕。先农又叫神农氏、烈山氏、田祖，汉以后通称先农，是后人对最早发展农业的氏族的尊称。原始时代的人们不知道房屋、用火和农业等是谁创造的，要崇拜这些事物的发明者，只好以氏(氏族、民族)相称，曰“有巢氏”、“燧人氏”、“神农氏”等。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，所以对神农氏的崇拜又远过于其他诸氏。古代对先农的祭祀又与籍田礼直接相关。周代制度，天子在祀先农时，要行籍田之礼，以示劝农。籍田祀先农，都在春季进行。《礼记·祭义》说：“天子为籍千亩，以为醴酪齐盛，敬之至也。”《诗经·噫嘻》：“噫嘻成王，既昭假尔。率时农夫，播厥百谷。骏发尔私，终三十里。亦服尔耤，十千维耦。”这是对周成王参加籍田礼的形象描写，可见祀先农时确有籍田礼这一节目。

籍田祀先农之礼为历代帝王所遵循。南朝宋文帝在先农坛北建御耕坛，围以青幕，供皇帝观看农民耕田情形。宋朝于朝阳门外立先农坛，以后稷配祀，先农由中祀改为大祀，由皇帝亲自主持，并行扶犁三推之仪，以示皇帝亲耕，天下农事开始。明代建先农坛于南郊，有观耕台。清朝建先农坛于正阳门外西南，帝王主祭先农并行籍田之礼。

在籍田祀先农的同时，还祭先蚕，由皇后主祭。《礼记·祭统》说：“天子亲耕于南郊，王后蚕于北郊，天子诸侯非莫耕(不是没人代耕)，王后夫人非莫蚕(不是没人代她们养蚕)，身至其诚信，诚信之谓尽，尽之谓敬，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。”据《后汉书·祀仪志上》记载，每年四月，皇后率公卿诸侯夫人到东郊苑中采桑，并“祠先蚕，礼以少牢。”魏晋以后，亲桑祀先蚕之礼与籍田祀先农之礼比附，于是相应地立了先蚕坛，又有皇后“采桑坛”。明代嘉靖年间在北京西苑(今北海公园)新建先蚕坛，废去北郊安定门外的旧坛。清代的先蚕坛也在西苑内，并有观桑台、亲蚕殿、先蚕神殿等，但明清两代的皇后很少亲自去祭祀，常派嫔妃或官员代祀。

历代所祀的先蚕各有不同。据《后汉书注》，汉代的先蚕是苑窊妇人和寓氏公主。黄省曾《蚕经》说蜀地以蚕女马头娘为先蚕。又传说黄帝妃螺祖是养蚕的创始人，北周以后螺祖被尊为蚕神。事实上，真正养蚕创始者谁也不知道，之所以历代出现不同的蚕神，是因为它们出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传说。

(4)五祀：户、灶、中溜、门、行。在周代，贵族有“五祀”的祭礼，有时又称为“七祀”。五祀都与人类日常起居炊食用水等有关。“五祀”、“七祀”具体指哪些神，旧说不一。《礼记·祭法》说七祀为司命、中溜、门、行、厉、户、灶;五祀为司命、中溜、门、行、厉。郑玄又根据《礼记·月令》注《曲礼》，以为五祀指户、灶、中溜、门、行五神。

祀又与五行、四季、五脏等搭配，《礼记·月令》的说法是木为户为脾，火为灶为肺，金为门为肝，水为行为肾，土为中溜为心。春祀户，夏祀灶，季夏(六月)祀中溜，秋祀门，冬祀行。汉代以后的祀典在《月令》五祀的基础上改“行”神为“井”神，称之为“门、户、井、灶、中溜”(《白虎通义·五祀》)，都按季节行五祀之礼，孟冬之月“腊五祀”，总祭一次。

门与户是两种神，双扇曰“门”，单扇曰“户”。宫廷的中门，自大门至寝门都是双扇的，城邑门也是双扇的，室门为单扇，所以“户”指宅内各室之门。门户神的功能是“主出入”，后来变成避邪疫。

灶是用土或石砌起来可以烧火炊食的用具，灶神又称灶君、灶王。孔颖达《礼记· 礼器疏》说：“颛顼氏有子曰黎，为祝融，祀以为灶神。”实际上灶神源于原始人的火塘崇拜。与灶神关系很密切的是炊神(古文献作爨神，又叫“奥”)，炊事在古代通常由老妇负责，所以古人把想象中最早发明炊事的老妇奉为炊神，曰“先炊”。春秋时期灶神和炊神的祭祀方法不同。祭灶神要燔柴，祭炊神不燔柴，只盛食于盆、盛酒于瓶供奉。在汉高祖的祀典里也还有“先炊”，祀“古炊母神”。由于灶、炊二神的关系太密切，因此在春秋末年就有很多人分不清二神的祭礼。汉以后，灶、炊二神便合在一起，以灶神名义而祀之。

中溜神即住宅神。“溜”本指屋顶流雨水的地方，古代宫室之制为四合院(前堂后室，左右廊庑)，中间小院俗称天井，也即所谓中溜，为四周雨水流往之处，所以中溜又成了住宅的代称。中溜神的职责是“主堂室居处”。周制，庶民在五祀中只能立一祀，即只能祭户或祭灶，以至民间只流行门神灶神，中溜神只保存在官方的祀典中。

唐、宋、元时，又采用《礼记·祭法》的天子七祀之说，所增祀的“司命”不是星辰崇拜中的文昌宫座的“司命”，而是宫中小神，“主督察三命”，即督察人的年寿、行为、善恶。所增祀的“厉”指厉鬼，即无人祭祀的野鬼和恶鬼。司命和厉在上述五祀中不伦不类，在祀典中没有代表性，因此明、清两代仍行五祀之礼，年终时在太庙西庑下合祭。清康熙后，罢去门、户、中溜、井的专祀，只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。

(5)祀高禖。高禖是专司生殖的女神。祀高禖是乞子之祭，这是由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生殖女神崇拜发展而来的。文献中，《礼记· 月令》始载高禖之祭：“是月也(指仲春二月)，玄鸟至。至之日，以太牢祀于高禖，天子亲往，后妃帅九嫔御，乃礼天子所御。 带以，授以弓矢，于高禖之前。”意思说仲春二月燕子飞来时，便举行祀高禖之礼，届时天子亲往，后妃则率众嫔同去，用牛羊豕三牲祭高禖神，祈求生育。所带的弓袋弓矢都是男子的用器，这是为了求生男孩。

高禖之祭，设坛于南郊，以太牢祀之，礼仪隆重。汉以后封建王朝的正统祀典，始终依《月令》称生殖女神为高禖，而民间则按本民族本地区的习惯来附会生殖女神。如附会西王母为主生育的“王母娘娘”，或把佛教女菩萨观音附会为“送子观音”等。但无论是王朝还是民间，尽管乞子的目的各不相同，但生育崇拜却是全社会人们共有的观念。到后来，乞子祀高禖的宗教活动在民间则逐渐成了一种民俗。

(6)傩。傩是驱除疾疫之礼。上古时代，人们对疾病和瘟疫缺乏正确的认识，认为是鬼神作祟所致。为了驱除疾疫，人们采取软硬两手对付作崇的鬼神，即使用求神解崇和逐鬼除崇的方法。求神是为了安抚鬼神，使它不再作崇。而更多的作法则是通过各种措施撵鬼，周代称之为“难”，后世写作“傩”。《礼记·月令》说：“(仲冬)天子居玄堂右个，乘玄路，驾铁骊，载玄旗，衣黑衣，命有司大难，旁磔，出土牛，以送寒气。”孔颖达《月令疏》说：“此月之时，命有司之官大为傩祭，今傩去阴气。言大者以季春为国家之傩，仲秋为天子之傩，此则下及庶人，故云大傩。此时强阴既盛，年岁已终，若阴不去，凶邪恐来岁更为害人。”可见从帝王到百姓都十分重视傩祭，规模也很大。大的傩祭每年要举行三次，前两次只有君臣才能参加，只有冬季这次大傩才“下及庶人”。进行傩鬼仪式的巫师叫“方相氏”。《周礼·夏官》说方相氏身披熊皮，头戴以黄金为四目的面具，身穿黑衣红裙，一手执戈，一手扬盾，率领一百个小隶进行四时撵鬼仪式，以搜索宫室驱除疫疠。遇国君办丧事，方相氏就在送葬的柩前开路，驱逐沿途的恶鬼。到墓地，方相氏又进入圹中，执戈攻击四方角落，究追潜伏在圹地的恶鬼。

东汉时，大傩叫“逐疫”，在腊祭前一天举行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记载其仪式甚详。其形式不仅有方相十二兽舞，有一百二十名扎红头巾、持大鼗、背挑弓棘矢的侲子(侲子由中黄门子弟担任)，还有持火炬接力。最后把火炬投入洛水以象征把疫鬼赶入水中，以及作土牛送寒气，挂桃梗苇茭、九门磔禳等节目。

南北朝以后，历代大傩礼基本相似。从隋代开始，侲子通常增至二百四十人，场面更为宏大，气氛更为热烈。

朝廷之外，地方官府和庶民也有逐疫活动，但比较简单。主要方式是挂桃梗芦苇索于门，在门上画神荼、郁儡、钟馗等神以御恶鬼。后来，傩礼中的傩舞在民间得到了发展，由傩舞又演化出傩戏，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傩文化。至今在西南、中南等地区的一些民族地区的有关傩的民俗或傩戏傩舞中，还可看到古代傩文化的残存仪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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